書名︰《Japan Cinema and
Otherness---Nationalism, 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problem of Japaneseness》
作者︰Mika Ko
年份︰2010年
出版社︰Routledge
一、 日本人論(nihonjiron)
1.
日本人論發展史︰日本種族和文化同質(homogeneity)和它與天皇制度的關係
日本人種族同質的意識形態源於明治時期，當時明治政府推動國家現代化，民族和文化同質成為民族國家的重要基礎。日本人特質(Japaneseness)的核心是「國體」(kokutai)，而國體的中心思想，正是天皇和綿綿不斷的皇權統治，所有日本人都和天皇「血脈相承」。因此，天皇成為日本人的父親，是國民必須服從的對象。然而事實是，無論在戰前或戰後，日本都並非一個「純正血統」的種族，而是由不同族群組成，例如沖繩（琉球）人和阿伊努人，以及後來移居日本的台灣人和韓人，這令血統純正論和「國體論」愈來愈站不住腳。
為了配合擴張領土的國策，到了1920年代，日本開始鼓吹種族「混合/揉合」(hybridity)的意識形態，作為民族主義和國體論的新支柱。表面上看，種族揉合與日本「本質主義」(essentialism)互相矛盾，但在戰時的日本，種族揉合被敘述為宣揚日本人血統的崇高，以及它如何融和其他種族，並再次強調天皇是團結日本人最大的紐帶；日本民族主義的獨特性不僅是種族純正，還有它融和其他種族的能力。日本政府利用這種論述，推行「皇民化」(kominka)運動，把沖繩、韓半島和台灣等外來人口收歸旗下，並且令他們百分百地服從天皇，同時也為日本政府的高壓統治提供依據。
二戰戰敗後，日本為了洗刷戰爭和殖民統治的形象，再次提出種族純正論，將自身描述為愛好和平的島國之民。隨着工業蓬勃發展和經濟快迅速起飛，種族純正論不但更受吹捧，還漸漸披上右翼色彩，而天皇的身影又再次重現。在駐日盟軍總司令的一聲令下，天皇放下了神聖的光環和政治權力，成為象徵式的存在，天皇的形象經歷重新構建，從以往的至高無尚、絕對權威，搖身一變，成為大眾明星，由媒體廣為傳播。天皇亦因而成為了「平實民族主義」(banal nationalism)的代表，能夠更潛移默化地向國民灌輸天皇制和「大眾民族主義」(popular nationalism)。
1980年代以來，為了迎合世界多元化的趨勢和呼聲，日本民族文化的鐘擺又傾向多元化這一邊，但這只是一種假象。
多元文化主義有一弊端，就是它會淪為一種「文化遏制」(cultural containment)，把少數族裔文化限制在一個固定不變的形態，如同變成一塊「文化化石」，並且造成文化隔離，令少數族裔文化成為「他們/他者」的文化，禁止少數族裔突破主要民族強加給他們的身份(imposed
identity)。上述弊端在日本尤為明顯，而這牽涉多元文化主義與右翼民族主義的「勾結」問題。
2.
當代日本國際主義、多元文化主義和右翼民族主義的「勾結」
多元文化主義和右翼民族主義看似水火不容，但在日本，兩者往往只是一枚硬幣的兩面。
這裡要提及"cosmetic multiculturalism"的概念，直譯是「裝飾多元文化主義」（如果譯為「美容」或「化妝」就有點怪了，所以暫譯為「裝飾」較妥當）。該概念由學者Tessa Morris-Suzuki提出，她認為「裝飾多元文化主義」旨在展示日本如何（在表面上）包容其他文化，並藉此掩飾以往日本種族主義和日軍在戰爭的殘暴歷史。
日本假扮接納多元文化，利用這種門面功夫粉飾廚窗，但在背後，少數族裔無論在政治和經濟權利上，都仍然受着不平等對待。在這情況裡，其他文化只是裝飾門面的商品，成為消費的對象(objects of consumption)。由此可見，「裝飾多元文化主義」是日本民族主義份子的「統戰工具」，通過在表面上展示接納多元文化，彰顯「政治正確」，最終目的是進一步鞏固自身統治地位，實際上繼續壓迫少數族裔。
日本政府和政客常常用「戰前」和「戰後」來區分兩個截然不同的日本，在他們口中，戰後的日本脫胎換骨，成為和平國家，與戰前那個奉行殖民主義、犯下纍纍戰爭罪行的日本毫不相干。然而Tessa
Morris-Suzuki指出，我們看待日本時，恰恰不可以按照日本政客的敘述，不可把戰前與戰後日本分開來看，否則只會中了日本政客的圈套，讓他們把戰爭罪行抵賴得一乾二淨。
再一次要提到天皇制度，因為它與日本的戰爭暴力行徑密不可分。戰前的「日本人論」赤裸裸地主張日本人種族和血統純正性與天皇「一脈相承」。戰後的「裝飾多元文化主義」沒有明顯地牽涉到天皇，以免令天皇要面對戰爭歷史的責任。然而，日本政府巧妙地利用多元文化，間接地宣揚天皇制度。例如1999年慶祝明仁天皇登基十周年，當局邀請了沖繩等地的少數族裔體壇健將和嘉賓出席活動和表演，給天皇制度粉飾門面，變相成為「日本人論」的另一種論述和敘事方式。Tessa
Morris-Suzuki直言，「裝飾多元文化主義」本質無異於民族主義，無非是把傳統的「日本人論」重塑，迎合全球化和後殖民主義時代的需求。
3. 小結︰裝飾多元文化主義
Tessa Morris-Suzuki認為，「裝飾多元文化主義」並非百害而無一利，關鍵是少數族裔能否把它轉化為自身的工具，抵抗民族主義的壓迫。目前最大問題是，少數族裔往往被多元文化主義欺騙和蒙蔽，被「裝飾」了而不自知，反而以為日本政府是真的出於好意。少數族裔若上了當，配合當局的政策，為「裝飾多元文化主義」手段喝采並加以配合，則正中政府的下懷。相反，如果少數族裔識破了政府的圖謀，則可反過來利用「裝飾多元文化主義」，作為自身抵抗建制的「空間」(space)。
簡而言之，日本多元文化主義可從三個方面來觀察︰(1) 它是一種民族主義或主流意識形態，旨在掩飾暴力和戰爭的歷史。(2) 它是一種流於表面的「狂歡」，主流和少數族裔一起吹捧這種膚淺的多元化。(3) 它可視為少數族裔用來抵抗建制的空間(space of resistance)。
二、日本電影與「裝飾多元文化主義」---以《燕尾蝶》(Swallowtail Butterfly)為例子
岩井俊二執導的《燕尾蝶》充滿多元文化的色彩，電影角色大多是外國移民，他們講着不同的語言混雜在一起。更值得留意的是電影場景「圓都」(Yen Town)，雖然它不是影射現實裡任何一個城市，但從「圓都」的紅燈區、鴉片街、人們在露天攤檔吃喝消遣，這些具標誌性的元素都反映「圓都」在亞洲地區。這是日本人想像中的亞洲，而不一定是真實的亞洲。在這想像裡，亞洲充滿活力、生氣、異國情調和引誘性，但又充斥着混亂、毒品、罪惡和落後。這正是Edward Said「東方主義」(Orientalism)的日本版，可稱為「日本東方主義」。岩井俊二運用柔和色調和迷糊的光線，把鴉片街這種五反之地拍攝出一種誘人的魅力。
岩井俊二塑造了他心目中的多元文化日本。他受訪時曾提及東京沉悶得像一間醫院，政府把市民的所有事情安排妥當，令人們失去了應對突發事情的能力，失去了生活的熱情和動力，而他想通過《燕尾蝶》來向日本人展現亞洲人的活力，期望日本人能從中學習。在這語境裡，縱使電影充滿多元色彩，但仍是以日本人為主體，並透過「他者」來重振日本的活力。況且，電影裡日本人仍是處於相對較高的社會地位，是日本人容許少數族裔擁有生存的空間。雖然「圓都」位處日本，但它同時又與日本城市隔絕，孤立在一個特定的空間，「圓都人」和日本人很少交流，而日本文化也沒有融入「圓都」。簡而言之，這地方被隔離了(ghettoized)；裡面的居民則被「fetished」。「圓都」和「圓都人」統統被商品化，成為日本觀眾的消費對象，滿足了日本人獵奇的想像。
電影也隱含「第三空間」(the third space)的概念。在「第三空間」，不同文化互相融合，創造出新的混合文化（值得注意的是，這與普通的文化交雜不同，純粹的交雜不代表會產生新的文化）。在電影裡的「圓都樂隊」(Yentown Band)有一群白人成員，他們父母是西方人，而他們在日本出生，說得一口流利日語，但拜日本失敗的教育制度所賜，他們一個英語都學不會。這群白人自稱為「第三文化孩子」(third cultural kids)，岩井俊二安排這種角色，或許是想突顯電影的文化多元性質。然而，他們與亞洲移民的境況迥異，亞洲移民所承受的苦況，這些白人未必體會過；白人在日本獲得的承認和尊重，也理所當然地高於亞洲人。電影把西方白人和亞洲移民歸類為同一群人，忽視了不同族群之間政治和經濟權力的不平等。
小結︰岩井俊二想挑戰日本以往對「他者」的傳統看法，但《燕尾蝶》只是把被同質化的「他者」變為「潮流商品」。電影未有進一步探討日本人和「他者」之間的權力關係，也沒把不同族群的「他者」（西方白人、亞洲男性或女性、經濟難民、第二代移民）區分開來。《燕尾蝶》成為「消費者民族主義」(consumerist nationalism)的工具，消費主義提供了「日本接受了亞洲」的假象，而民族主義營造了「日本接受了日本自己」的感覺。這與「裝飾多元文化主義」原理相通︰電影過度吹捧表面上的多元文化，同時維持了日本的優越地位，並利用「他者」來強化日本人的國民身份。
三、沖繩
1. 二戰前和戰時︰「日本特質」和「沖繩特質」的選擇
沖繩以前是獨立的琉球王國，在19世紀末日本現代化的進程中，沖繩正式併入日本，成為沖繩縣。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後，日本政府在沖繩推行大規模的「日本化」政策，作為「皇民化」運動的一部分，把日本國民身份灌輸給沖繩人。日本把沖繩同化時，日本定義為「進步」、「文明」和「現代」；沖繩則被視為「原始」、「落後」。沖繩人淪為二等公民，飽受歧視和偏見。為了讓沖繩取得較公平的待遇，沖繩人選擇了配合日本的現代化，並盡力消除所有與沖繩有關的文化標記，捨棄本土語言、服飾和生活方式。
在二戰沖繩戰役，日軍有見快要戰敗，強迫大批沖繩百姓集體自殺，以示效忠天皇。不少沖繩人長期受「皇民化」政策洗腦，走上自殺的不歸路，但日軍亦殺害很多堅持說本地語言的沖繩人，理由是他們可能是敵軍「間諜」和「潛在叛國分子」。無論是「Japaneseness」(日本特質)還是「Okinawanness」(沖繩特質)，兩者都為二戰時的沖繩人帶來悲劇。
2. 戰後︰美國治下的民主假象
日本戰敗後，沖繩由美軍接管，起初美軍並沒打算長期佔領，隨着1950年韓戰爆發，美國確認了沖繩的重要戰略地位，使當地成為了美軍「亞太之錨」。在美軍統治初期，美國當局視沖繩人為被壓迫和受歧視的少數族裔，於是鼓勵當地人重振作為琉球人的身份。沖繩人一開始時也對美國人抱有好感，認為美國可帶來民主制度和經濟繁榮。然而到了1940年代末期，沖繩人由希望轉為失望，美國當局給予沖繩人的權利，前提是「不阻礙美軍軍事佔領」，意味美軍利益凌駕於沖繩人的權益。在經濟領域，沖繩的經濟依賴美軍活動支撐，難以發展出自給自足的本地經濟。
沖繩人這時的身份困境來自兩方面，《三藩市條約》容許美軍無限期佔領沖繩，而佔領之外的「剩餘主權」則歸日本。結果是，對於沖繩人的權利，無論日本還是美國都提供不了保障。日本憲法不在沖繩實施，而對美國而言，沖繩人當然不算是美國公民，因此無須向他們提供民事權利或法律保護。出於對美國的失望，加上日本戰後經濟穩步復甦，沖繩人醞釀出回歸日本的情緒。
3. 返還日本︰困境猶在
1972年5月15日，沖繩返還（或回歸，Reversion）日本，但保留美軍基地，此舉觸發沖繩人上街示威。為了平息民憤，日本政府介入調停，特別是拉攏有土地被美軍徵用的沖繩地主，容許他們提高租金。對於不肯合作的地主，日本政府實施特殊法例，把他們的土地沒收。日本政府雖然向沖繩縣政府提供津貼，但沖繩經濟也與美軍基地更緊緊地綑綁在一起，依賴政府大型建築和公共投資項目來支撐。一直到1990年代，沖繩反美軍基地示威此起彼落。如今美軍基天間基地打算搬遷至名護市，再加上屢屢傳出美軍人員強姦當地婦女，令民憤加劇。
4.
沖繩人身份之建構
當代沖繩經日本和美軍統治，無法發展自主的經濟、政治和文化體系，令沖繩人難以建立自身身份。因此，他們傾向從古代琉球王國的歷史裡，尋求新的身份認同。這又帶來新的困境，首先，琉球王國本身也實行高壓統治，在上位者以高稅收剝削農戶，能否成為沖繩的文化典範，頗成疑問。其次，琉球王國並非單一民族，琉球本島與周邊的小島之間是從屬關係（正如日本與沖繩之間的關係），所謂「琉球人」本來就沒有統一的身份。因此，若沖繩追求身份統一，則可能對沖繩內部的少數族裔構成壓迫，危害多元化。再者，若要使沖繩經濟更繁榮，日本政府的資助也不可或缺，這變相邀請日本介入沖繩的發展，與沖繩建構自身身份的目標相違背。
5.
沖繩的大眾形象
在日本電視劇和傳媒報道中，沖繩的形象被塑造為南方一個供人「療傷」的島嶼，這裡未受城市化的侵蝕，是完美的度假天堂，有陽光與海灘，以及喜氣洋洋、愛好享樂的沖繩人，充滿異國情調(exotic)。這種形象被固定下來，成為日本人消費的商品，也成為沖繩人定義身份的來源。雖然形象是正面的，但若盲目追捧這種stereotype，就會落入「裝飾多元文化主義」(cosmetic multiculturalism)的陷阱，用來粉飾日本所謂的多元文化。另一方面，沖繩人也會潛移默化、不知不覺地陷入日本輿論和傳媒加給沖繩的stereotype，做出自動迎合這種形象的行為，成為了「裝飾多元文化主義」的幫兇。
沖繩文化也面臨圍蘺(enclosure)和遏制(containment)的風險。「文化遏制」意指少數族裔的文化被限制和固定在永遠不變的形式，成為日本多元文化的「展覽品」。即使日本政府向外界宣傳沖繩，但也只是把它當作「日本特質」的一部分，並進一步加強日本與沖繩的從屬關係。此外，就算沖繩文化廣為人知，沖繩人的政治和經濟劣勢仍遭掩飾或忽略，而日本政府過往對沖繩人犯下的罪行，就更少提及。
四、Zainichi（在日本的朝鮮族人）
1.
戰後情況
在一、二戰期間，大批朝鮮族人淪為日本廉價勞工，戰後大批朝鮮族人回流韓半島，但仍有相當一部分留在日本，成為第一代Zainichi。隨着南北韓分裂，Zainichi也分化為支持北韓和支持南韓兩派。雖然95%的Zainichi來自韓半島的南部，但絕大部分人一開始是支持金日成的北韓政權，他們認為北韓可統一國家。因此，Zainichi受到日本和盟軍司令部的打壓，恐怕這群人與北韓政府有聯繫，在日本宣揚共產主義。
1947年，日本政府實施外國人登記法，將所有Zainichi暫時定性為「朝鮮人」(Chosen)。1948年韓半島分裂，鑑於「朝鮮」經常與北韓拉上關係，南韓政府要求日方使用「韓國」(Kankoku)來描述韓人身份。在1950年開始，Zainichi可以要求登記為「韓國人」，但當時Zainichi並不認同美國扶植的南韓李承晚獨裁政權，而是更傾向支持自詡曾領導抗日游擊隊的金日成。北韓向Zainichi提供資金，又在日本開設學校、銀行和保險公司，拉攏Zainichi支持北韓。當時Zainichi以為韓戰不久會結束，待國家統一後，他們就可從日本回歸祖國。
韓戰1953年結束，兩韓對立局勢確立，統一遙遙無期。1965年，日本和南韓建立全面外交關係，「韓國人」(Kankoku)國籍獲日本政府正式認可，持有人可享有永久居留權，並進而享有各種社會福利。到了1990年代，由於南韓經濟起飛，國家形象大為改善，Zainichi紛紛轉為支持南韓，承認南韓人的身份。同時，不少Zainichi後裔歸化為日本籍，此舉在第一代Zainichi看來是不可想像的叛國行為，但從年輕Zainichi一輩看來，申請做日本人實際好處多多，何樂而不為？
2. 如何重新定義Korean
這時候，Zainichi有了三個不同國籍︰朝鮮人Chosen(未獲正式承認)、韓國人Kankoku和日本人(已歸化)。然而，國籍與族群－國家身份(ethno-national identity)往往不吻合。要描述族群的話，除了Zainichi，還可細分為「Zainichi Chosen-jin」(在日朝鮮人)、「Zainichi
Kankoku-jin」(在日韓國人)、Zainichi Korian(在日Korean)、Zainichi Kankoku-Chosen-jin(在日韓國/朝鮮人)等等，但全部都無法準確定義作為一個整體的Zainichi。
就連Zainichi這名詞本身也惹來批評，因為它沒有「Korean」這字眼，所以Zainichi的涵義很模糊。然而，正正是這種含糊的特質，恰如其份地反映了Zainichi的困境---他們是一群沒有祖國的人。年輕一輩在日本出生成長的Zainichi遭受歧視，部分人感到自己並不屬於日本，但他們對南北韓也知之甚少，毫無歸屬感可言，也不認為是自己是Korean。
3.
Korean身份的二重性
不同世代的Zainichi對國家認同立場迥異。年長的Zainichi生於韓半島，在成年人階段經歷過日本殖民主義和皇民化政策，他們容易在日本人和韓人身份認同之間產生衝突，更傾向認同自己的祖國。相反，年輕的Zainichi沒有長輩的「歷史包袱」，覺得「韓人特質」(Koreanness)必須拋掉，才能成為真正的日本人和「皇民」。
在日本殖民時期，Zainichi不但遭日本人壓迫和剝削，也同時承受着自己對自己的批判。年輕韓人容易對Zainichi身份產生鄙夷和自卑感，這變相是把日本殖民者的思維和目光「內化」(internalize)，令Zainichi精神上分裂成兩個我︰「高高在上鄙視下方的我」，以及「在下方被鄙視的我」；又或是「作為殖民者的我」以及「作為被殖民的我」。
4. Korean Identities(多重身份)
若要按韓人族裔來劃分，把所有Zainichi統一身份，這就忽略了不同Zainichi群體之間的差異。文化身份有時難以劃一為一個整體的identity，更妥當的做法是劃分成不同identities。以Zainichi為例，就可按階層、世代和性別等等類別來劃分。
Zainichi女性就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群體。第一代Zainichi以男性為主，後來女性和年輕人比例增加，他們的呼聲也漸受關注。Zainichi家庭以男性主導，在父權思想下，婦女常受丈夫歧視、欺凌和虐待。有Zainichi女權人士就指出，當Zainichi高呼要「解放」在日韓人群體，不再受日本人歧視，這只是把Zainichi視為一個整體，忽略、掩飾了Zainichi婦女的權益。
Zainichi年輕人在日本長大，視日本為家，但他們也意識到，韓文化和傳統紐帶或多或少仍然存在。按照「第三空間」(third space)的說法，年輕Zainichi佔據着在日韓之外的第三文化空間，不再受祖國和日本的束縛，可發展出獨特的Zainichi文化。
然而，這不並意味多重身份是一種選擇的自由，因為身份除了個人選擇認同外，還要考慮外界加諸給個人的身份定位。即使Zainichi主觀想認同日本人身份，但他們的身份證、護照、家裡的韓傳統文化和習俗等客觀因素，都在時刻提醒着他們是韓人或其後裔。另一方面，亦有Zainichi回到南韓，想拋棄日本的文化印記，成為一個「正宗」的韓人。然而他們在日本成長和生活，其韓語水平無法像日語般說得那麽流利和地道，南韓社會亦不把他們視為純正的韓人。由此可見，主觀身份認同和客觀身份定位之間，總是存在着一道鴻溝。
再回到「裝飾多元文化主義」(cosmetic multiculturalism)的問題，雖然「第三空間」容許Zainichi文化有了自己的生存和抵抗的空間，但在現實生活，Zainichi所受的隱性歧視未必得以消減。相反，Zainichi可能淪為日本號稱多元文化的裝飾品之一。
